《安妮日记》以犹太少女安妮的视角记述了二战反犹太主义盛行期间犹太人藏匿的生存状态。更记录了一个正值花样年华的少女在战争和种族迫害的阴影下，依旧坚强乐观、渴望自由的不凡经历。安妮虽然年纪尚小，但却展示了非凡的文字功底，日记内容流畅通俗，字里行间体现了一个青春期女孩非凡的个性和勇气。这部有关战争与民众、亲情与叛逆、青春与爱情的少女沉思录，是德军占领下的人民苦难生活的真实报道，是宝贵的历史印记，曾获得美国前总统约翰·肯尼迪的高度赞誉。

1942年7 月8 日　星期三

亲爱的吉蒂：

从星期天到现在似乎过了好多年。发生了好多事情，就像整个世界都完全颠倒。但是你瞧，吉蒂，我还活着，爸爸说这是最重要的。我确实还活着，但别问我在哪儿或怎样活着。或许今天我说的话你一句也理解不了，那么我就从星期天下午发生的事说起吧。

下午三点（赫洛刚走，不过打算过一会儿再来），门铃响了。我正在阳台上懒洋洋地读一本书，所以没听到。不一会儿，玛戈特异常激动地出现在厨房门口。“党卫队给爸爸送来了传唤令。”她低声说，“妈妈已经去见范·丹先生了。”（范·丹是爸爸生意上的伙伴，也是一位好朋友。）

我大为震惊。传唤令！每个人都清楚那意味着什么。集中营和孤零零的监狱景象闪现在我脑中。我们能让他落入这种境地吗？我们在客厅等妈妈的时候，玛戈特郑重地说：“他当然不会去。妈妈去了范·丹家商量是否明天就可以搬到我们的隐藏处。范·丹家和我们一起去，一共七个人。”沉默。我们不能继续谈下去了。想到爸爸去拜访犹太养老院的某个人，他对现在发生的事还毫不知情。漫长地等待妈妈回来，酷热和担心，这一切让我俩陷入沉默。

突然门铃再次响起。“是赫洛。”我说。

“别开门！”玛戈特阻止我。不过没必要，因为我们听到妈妈和范·丹先生在楼下正和赫洛说话。接着他们进来并关上了门。每次门铃响起，我或者玛戈特都得蹑手蹑脚下楼看是不是爸爸，绝不给任何其他人开门。我和玛戈特待在房间外面，因为范·丹先生想和妈妈单独谈话。

我们一起待在卧室的时候，玛戈特告诉我传唤令不是给爸爸的，而是给她的。受了这第二次打击，我开始哭泣。玛戈特才十六岁，显然他们想把这样年纪的女孩单独带走。谢天谢地，她不会去的，妈妈也这样说。这一定就是爸爸说的我们全家都要躲避的意思吧。躲避……躲哪儿去呢？城里，乡下，一间房子里，还是村舍？什么时候去，去哪儿，怎么去？……这些问题我都不能问，但它们在我脑海里一直挥之不去。

玛戈特和我已经开始把一些最必需的东西塞进书包里。我首先放进去的就是这本日记，然后是卷发夹、手帕、课本、一把梳子、旧书信。想着我们就要去躲藏了，我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装进去。但我并不遗憾，回忆对我来说远比衣服重要。

五点钟爸爸终于回来了。我们给克雷曼先生打了电话问他晚上是否可以过来一趟。范·丹去接米普了。米普过来取走满满一包鞋子、衣服、外套、内衣和袜子，答应晚上再过来。随后沉默降临到整个公寓，谁都不想吃东西。天气仍然很热，一切都是那么反常。

我们把楼上的大房间租给了戈德施密特先生，一个三十几岁的离婚男人。他似乎和这个特别的夜晚无关，尽管屡次礼貌地暗示，他还是一直待到十点。

十一点钟，米普和扬·吉斯来了。米普从1933 年起就和爸爸一起工作，并和她的丈夫扬·吉斯都成为我们的密友。又一次，鞋子、袜子、书籍、内衣统统消失在米普的包里和扬的深口袋里。在十一点半的时候，他们俩也消失了。

我筋疲力尽，虽然我知道这可能是我在自己床上的最后一晚，还是很快就入眠了，一直睡到第二天早上五点半妈妈叫醒我。幸亏星期天不是很热，温热的雨水下了一整天。我们四个人裹上一层又一层衣服，看上去就像要在冰箱里过夜，而这都是为了能带走更多的衣服。处于我们这种境地的犹太人绝不会带着满满一箱子衣服外出。我穿了两件汗衫、三条裤子、一条连衣裙，外面再套一条短裙、一件短上衣、一件雨衣、两双袜子、笨重的鞋、一顶帽子、围巾，还有许多别的衣物。在出发前我就快要窒息了，但是没有人过问一下我的感觉。

玛戈特把她的书包装满课本，骑着她的自行车跟在米普后面奔向未知的地方。总而言之，这便是我的想法，我还是不知道我们隐藏的地方在哪儿。

七点半，我们关上了家门。我唯一道别的活物就仅仅是小猫咪莫奇。按照我们留给戈德施密特先生的便条，它将被送到邻居家，在那儿有个安乐窝。

凌乱的床铺，早餐还摆在桌上，厨房里放着一磅给猫咪的肉——一切造成我们仓皇离开的假象。不过我们不在乎什么印象，我们只想离开，只想安全地逃遁并抵达目的地。别无他求。

明天再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