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

　　那个无意之间把加百列·艾隆从短暂而不平静的退休状态中唤醒的人叫阿里·马苏德。马苏德，这位伟大的欧洲知识分子和自由思想家，在慌不择路的惊恐之中，一时忘记了英国的车辆是靠左行驶的。

　　他在一个风雨大作的十月傍晚死在了伦敦的布隆伯利。当时，他刚参加完“巴以及中东和平与安全政策论坛”第一届年会最后一次会议。人们对当天上午开幕的这次会议曾寄予厚望，但到了这一天结束的时候，却发现它像一场平淡无奇的戏剧的巡回场次一样了无新意。即使是那些赶来希望分享新思维火花的游行示威者似乎也意识到，他们听到的不过是老调重弹10点，美国总统的雕像被烧毁。11点，以色列总理的雕像也被熊熊火焰吞噬。午饭时，一场倾盆大雨把罗素广场变成了一口池塘，只有傻瓜还会待在这里为沙特阿拉伯妇女的权益奔走呼号。晚上8点30分，当会议主席的槌子宣布结束最后一项小组会议议题时，二十多个耐着性子坚持到最后的与会者开始满脸疲惫地鱼贯退席。会议组织者发现很少有人愿意明年秋天再来参加下一届会议。

　　一位会务工作人员悄悄走上前来，把写着“加沙解放了——现在该怎么办？”的牌子从讲台上搬走。在这个小组会议上，第一个站起来发言的与会者来自伦敦经济学院的赛义德学院，他为自杀炸弹事件制造者鸣不平，为“基地”组织辩解。接下来发言的是来自剑桥的一位古板的张伯伦式学者。他谈起巴勒斯坦人和犹太人，就好像他们只是英外交部那帮穿灰色西装的家伙的一个小难题。在整个讨论过程中，这位年长的“张伯伦”成了激进的“赛义德”与来自以色列大使馆一位名叫瑞秋的可怜姑娘的“隔离墙”。瑞秋只要一开口，就会被台下的一阵阵嘘声和口哨声淹没。现在，“张伯伦”还在充当和事佬的角色，因为“赛义德”追上走到门口的瑞秋，嘲讽她说，她们作为殖民者的日子已经快到头了。

　　阿里·马苏德，这位不莱梅大学全球治理与社会理论的研究生导师，是最后一位起身离开的人。毫不奇怪，嫉妒他的同行们可能会告诉你，在学术近亲繁殖严重的中东问题研究圈里，这位教授是以绝不放过任何可以出头露脸的机会而著称的。马苏德教授生于巴勒斯坦，持约旦护照，在欧洲长大并接受教育，无论从什么角度看似乎都是一个温和派人物。人们管他叫“阿拉伯未来之星”，认为他是社会进步的最佳代表。大家都知道，他不相信任何宗教，特别是军事伊斯兰主义。无论是在报纸社论、大学讲堂还是电视节目中，你都可以看到他对阿拉伯世界的混乱无序的深切悲哀：没有给人民提供足够的教育啦，总是把一切苦难都归咎于美国人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倾向啦等等。在最近出版的一本书中，他大声疾呼，主张开展一次伊斯兰改革。伊斯兰圣战主义者把他叫作异教徒，温和派则称赞他有马丁·路德的勇气。那天下午，他在发言中认为，现在球在巴勒斯坦这一边。这已经让“赛义德”很不高兴了。只要巴勒斯坦人不与恐怖主义文化分道扬镳，他又说，以色列就决不会从西岸撤出一寸土地，他们也不应该撤出。“违背天理！”“赛义德”气得大骂，“背叛教义！”

　　马苏德教授很高大，有6英尺多高，而且相貌英俊，对于他这样一个工作中成天要和容易一见钟情的年轻姑娘打交道的人来说，这可不是什么好事。他一头卷曲的黑发，颧骨既高又宽，方方的下巴颏中间深深地凹陷下去。他的眼睛是棕色的，眼眶很深，这给他平添了些许博学多才、温文尔雅的味道。他穿着羊绒运动夹克，内套一件米黄色的高领毛衣，一副典型的欧洲知识分子形象。这也是他费尽心机要让人们留下的印象。他举止沉稳，在慢条斯理地收拾好文件和笔，放进他的旅行专用公文包之后，他拾阶走下讲台，向通向出口的中央走廊走去。

　　还有几个与会者逗留在门厅没有走。在门厅的那一头，站着一位姑娘，犹如平静大海中的一个风暴之岛。她穿着皮夹克和褪色的牛仔裤，脖子上缠着方格的巴勒斯坦包头巾。她的头发又黑又亮，就像乌鸦的翅膀；她的眼睛差不多也是黑的，但似乎闪耀着其他什么颜色。她的名字叫哈米达·塔塔丽。她曾经告诉他，她是一个难民，出生在阿曼，在汉堡长大，现在是住在伦敦北部的加拿大公民。马苏德是那天下午在学生会接待处遇见她的。在喝咖啡时，她猛烈抨击他对美国和以色列滔天罪行的轻描淡写、无动于衷。马苏德喜欢她生气的样子。他们约好当天晚上在斯隆广场那家剧院旁边的酒吧一起喝酒。马苏德不想成为她的情人。他想要的不是哈米达的身体，而是她的狂热和清秀的脸蛋、她地道的英语和加拿大公民身份。

　　穿过门厅的时候，她偷偷看了他一眼，但没有上来和他说话。“请你和讲台保持距离。”那天下午他告诫她说，“像我这种身份的人不得不小心谨慎，和什么人在一起都要避开别人的目光。”他走到门外的柱廊下，看着潮湿的街道上缓慢移动的来往车辆，躲了一会儿雨。他感觉有人碰了一下他的胳膊，接着就看见哈米达一言不发地一头冲进了瓢泼大雨里。他等了一会儿，直到她消失了，才把他的公文包斜挎在肩上，开始向相反的方向走去，回他位于罗素广场的宾馆。

　　奇怪的感觉又在他身上出现了。每当他从一种生活转换到另外一种生活时，这种感觉就会出现：心跳加速，感官敏锐起来，突然注意起许多很小的细节。比如，那个躲在伞下的光头青年走向他的时候，看他脸的时间似乎太长了一点；当他买《标准晚报》时，那个卖报人一直盯着他的眼睛看，似乎也太过嚣张了；三十秒后，当他把同一份报纸扔进上文波恩街的垃圾箱时，发现一位出租车司机又在注视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