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 love we find out who we want to be.In war we find out who we are. 法国，1939。 妹妹伊莎贝尔，叛逆的18岁少女。因为爱人盖坦一句“我要你和我一起去战斗”，她便用了一生去追随。她一直活跃在对敌斗争的前线，以“夜莺”为代号营救了许多飞行员，光芒璀璨。 留在卡利沃镇的姐姐薇安妮亲手将丈夫送上战场，独自抚养女儿苏菲，与征用自己房子的德国军官贝克周旋，沦为盖世太保冯·李希特的玩物。 勇于反抗、慷慨赴死是一种勇敢，忍辱负重、不屈不挠地活下去，何尝不是另一种勇敢？只有经历过战争的人才会知道，死去是多么容易，而要活下去却无比艰难！

夜莺

（美）克里斯汀·汉娜著 黄瑶 译

 

第一章

1995年4月9日

 

俄勒冈海岸

如果说我在自己漫长的一生中学到了些什么，那应该就是这句话了：我们在爱情中明白了自己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却在战争中发现自己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如今的年轻人渴望对所有人都无所不知，认为光是动动嘴就能够解决问题。我来自一个更加朴实无华的年代。我们理解遗忘的价值和革新的诱惑。

不过，我发觉自己最近总是会想起战争，想起过去，想起我失去的那些人。

失去。

听上去好像是我把自己的爱人放错了地方，也许我把他们丢在了不属于他们的地方，然后转过身来，困惑地不知该如何追溯自己来时的脚步。

他们并没有被我遗忘，却也没有去向更好的地方。他们死了。随着自己渐入暮年，我知道悲痛和悔恨一样，深植于我们的基因之中，永远都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

自从我的丈夫去世、自己的疾病又被确诊以来，我在几个月的时间里衰老了许多，皮肤像起皱的蜡纸一样，仿佛是有人试图把它压平之后重新利用。我的视力也经常出问题——在黑暗中，在车头灯闪烁时，在大雨倾盆而下时。陌生的视力衰退感让我变得紧张兮兮，也许这就是我为什么总是不住地回忆往昔的缘故。往事有着如今的我再也看不到的明晰和透彻。

我力图想象自己离世后才能感觉到的那种平静。我将会看到我爱过和失去过的所有人——至少那样，我必蒙赦免。

不过，我是明白事理的，不是吗？

 

我的房子是在一百多年前由某位木材大亨修建的，名叫“巅峰”，如今正在出售。我准备搬家了，因为我的儿子觉得我应该离开那里。

他试图照顾我，在我最困难的时期向我展示他是多么地爱我，所以我容忍了他对我的控制。我干吗要在乎自己会死在哪里呢？说真的，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我住在哪里已经不重要了。我正把自己在俄勒冈海岸边度过的近50年人生悉数装进我的箱子里。我想要带走的并不多，但还有一件东西。

我伸手拉下高悬在那里、控制阁楼台阶的把手，一排台阶如同伸出手来的绅士一般从天花板上伸展开来。

随着我向阁楼攀爬的脚步，脆弱的台阶在我脚下左摇右晃。空气中弥漫着灰尘和霉菌的味道。头顶上，一枚孤零零的灯泡悬在上空。我拉下了灯绳。

我感觉自己仿佛正置身于一艘老式蒸汽机船的船舱里。墙壁上贴着宽阔的厚木镶板，镶板的缺口处悬挂着丝丝缕缕的蜘蛛网，折痕处一片银白。天花板的倾斜角度实在是太夸张了，以至于我只能在房间的正中央站直身体。

我看到了孙辈们还年幼时曾用过的摇椅，还有一张陈旧的婴儿床和一个弹簧生了锈的破烂摇摆木马，以及在我女儿生病时重新油饰一新的椅子。墙边塞着的箱子上标记着“圣诞节”“感恩节”“复活节”“万圣节”“餐具”和“体育用品”的字样，里面装的全都是我已经不怎么使用、却又不忍丢弃的东西。对我来说，承认自己不会再装点一棵圣诞树就意味着投降，而我一直都不擅长放手。角落里塞着的正是我要找的东西：一个贴满了装饰贴纸的扁平行李箱。

我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把行李箱拽到阁楼的中央，正对着那颗悬着的灯泡。我在一旁跪了下来，却感到膝盖一阵刺痛，所以只得顺势坐了下来。

三十多年来，这是我第一次提起它的箱盖：顶板上摆满了儿童纪念品——小鞋子、陶瓷的手模、满是简笔人物形象和微笑的太阳的蜡笔画、成绩单、舞蹈演出照片……

我取出行李箱的顶板，把它放在了一边。

箱底的纪念品杂乱地堆叠在一起：几本褪色的皮面日记本、一包用蓝色绸带捆绑在一起的陈旧明信片，一个折了一角的纸箱，一套于连·罗西尼奥尔创作的诗歌小册子，还有一个装着上百张黑白照片的鞋盒。

最上面摆放着一张发黄褪色的纸。

我颤抖着双手把它拿了起来。这是一张战时的身份证，我望着小小的护照尺寸照片里那个年轻女人的脸——朱丽叶特·杰维兹。

“妈妈？”

我听到我的儿子走上了吱呀作响的木质台阶，脚步正好和我的心跳同步。他刚才就在呼唤我吗？

“妈妈？你不该爬上来的。该死，这些楼梯太不牢固了。”他说着站到了我的身旁，“摔上一跤——”

我伸手摸了摸他的裤腿，轻轻摇了摇头，没有抬起头来。“别说了。”我的嘴里只能吐出这么几个字。

他跪了下来，然后也顺势坐在地板上。我能够闻到他身上须后水的味道，淡雅而又不失芳香，还裹挟着一丝香烟的气味。他又溜出去抽烟了。虽然他几十年前就已经戒烟了，近来却在我的病确诊之后再度重拾恶习。我实在是没有理由指责他：他是个医生，知道的肯定比我多。

我本能地把证件丢回行李箱，狠狠地合上了盖子，再一次把它藏了起来。我这一辈子都是这么做的。

现在我就要死了。也许不会很快，但也不会很慢。我觉得自己有必要回顾一下自己的人生。

“妈妈，你在哭。”

“是吗？”

我想要把真相告诉他，但是我不能，因为失败会让我感到尴尬和羞愧。凭借自己的年龄，我本不应该害怕任何事情——当然就更别提自己的过去了。

可我只是开口说了一句：“我想要带上这只行李箱。”

“它太大了。我会把你想要的东西重新装到一个小一点的盒子里去的。”

看到他试图控制我，我微微笑了笑。“我爱你，而我又病了，所以才任由你摆布。但我还没有死呢，我想要带上这只行李箱。”

“这里面有什么你可能需要的东西吗？它们只不过是我们的画作和其他一些没用的东西罢了。”

如果我在很久以前就把真相告诉他，或是变本加厉地跳舞、酗酒和唱歌，也许他就不会把我看作是一位可信的正常母亲了。他喜欢不完整的那个我。我总是以为那就是我想要的：被人深爱和崇拜。可我现在似乎更希望有人能够了解我。

“你就把这当作我最后的请求好了。”

我能看出他想要告诉我别那么说话，却又害怕自己的声音会哽咽。他清了清嗓子说：“你以前已经两次战胜过病魔了，这一次也一定能够打败它。”

我们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我的情况很不稳定，身体极其虚弱，没有医学的帮助根本就睡不着觉、吃不下饭。

“我当然会了。”我安慰他。

“我只想保护你的安全。”

我笑了。美国人就是这么天真。

我也曾分享过他的乐观，觉得这个世界是安全的，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谁是朱丽叶特·杰维兹？”于连问道。听到这个名字从他的嘴里蹦出来，我吓了一跳。

我闭上眼睛，在黑暗中闻到了霉菌和往事的味道。我的回忆开始倒转，在岁月和大陆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我并不想这么做——或许我和过去串通好了，谁又知道呢？——我记起来了。

 

 

第四章

1940年

 

法国

这种中世纪的郊区住宅屹立在一座草木丛生的深绿色山坡上，看上去就像是糖果店橱窗里会出现的摆设：似乎是用焦糖雕塑而成的城堡，棉花糖般的窗户和苹果蜜饯颜色的百叶窗。远处的山脚下，一池深蓝色的湖水映着云彩的倒影。精心修剪的花园让住宅的主人——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客人——能够在田间漫步，谈论一些彼此容易接受的话题。

在正餐的餐厅里，伊莎贝尔·罗西尼奥尔呆板地挺直了身子坐在铺着白色桌布、轻易就能坐下24个人的餐桌旁边。房间里的一切都是苍白的。墙壁、地板和天花板上都精心铺设着牡蛎色调的石头。头顶上的天花板拱顶最高处有将近20英尺高。在这个冰冷的房间里，就连声音都会被放大，和房子里的住客们一样被困在屋里。

穿着一条朴素黑色连衣裙的迪富尔夫人站在席首的位置，长长的脖颈下方有一处汤勺形状的镂空，一枚单眼钻石胸针是她身上唯一的装饰品（一件好首饰，女士们，要好好地选择——所有的东西都会发声，而没有什么比廉价的东西发出的声音更喧闹了）。她窄窄的脸庞下缘是棱角分明的下巴，四周围绕的发卷显然是用双氧水漂白过的，却没能达到让她显得年轻一些的效果。“诀窍在于，”她用温文尔雅的声音、铿锵有力的语调说道，“在完成任务时要完全保持安静，不要引起别人的注意。”

桌旁的每一个女孩都穿着贴身的蓝色毛呢夹克衫和短裙校服。这身装束在冬季里还不算太糟糕，可在这样炎热的6月午后简直就令人无法忍受。伊莎贝尔感到自己已经开始出汗了。不管她的肥皂里含有多少薰衣草成分，都无法掩盖汗水刺鼻的气味。

她低头凝视着面前的利摩日瓷盘中央摆着的那个没有剥皮的橘子。扁平的餐具精准地摆放在盘子的两侧，色拉餐叉、正餐餐叉、餐刀、勺子、黄油刀、吃鱼用叉……没完没了。

“好了。”迪富尔夫人说道，“选择正确的餐具——请安安静静地剥开你们的橘子。”

伊莎贝尔拿起叉子，试图小心地把锋利的叉尖扎进厚厚的果皮里，不料橘子却从她的面前滚了出去，撞到了镀金的盘边，把瓷盘震得哗啦哗啦乱响。

“该死。”她嘟囔着，趁橘子掉在地上之前抓住了它。

“该死？”迪富尔夫人站在她的身旁。

坐在座位上的伊莎贝尔吓了一跳——我的天呢，这个女人移动起来就像是芦苇丛中的毒蛇一样。“请原谅，夫人。”伊莎贝尔说着把橘子摆回了原位。

“罗西尼奥尔小姐。”夫人说道，“你大驾光临我们学校也有两年的时间了，怎么就没有一点长进呢？”

伊莎贝尔再一次用叉子扎向了橘子，动作不够优雅，却很有效。紧接着，她抬起头来朝夫人笑了笑：“夫人，一般来说，学生学不好都是老师教学的失败。”

桌旁的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啊。”夫人回答，“所以你不能设法得体地吃橘子，原因全在我们身上啰？”

伊莎贝尔试图切开果皮——无奈果皮太硬，她的动作又太快。银色的餐刀从鼓鼓囊囊的果皮上滑了下来，磕在了瓷盘上。

迪富尔夫人伸出了一只手，手指紧紧地握住了伊莎贝尔的手腕。

餐桌旁的女孩全都盯着两人。

“要礼貌地进行交谈，女孩们。”夫人边说边勉强笑了笑，“没人愿意在吃饭的时候和雕塑做伴。”

话音刚落，女孩们便开始小声彼此聊起了一些伊莎贝拉不感兴趣的话题——园艺、天气、时尚，都是些女人之间可以接受的话题。伊莎贝尔听到身边的女孩低声对她说道：“我很喜欢阿朗松花边，你呢？”说真的，唯一能够防止她尖叫的就只有这句话了。

“罗西尼奥尔小姐。”夫人说，“你得去见阿拉尔夫人，告诉她我们的试验结束了。”

“这话是什么意思？”

“她会明白的。去吧。”

伊莎贝尔飞快地离开了餐桌，以免夫人改变主意。

听到椅子腿在石头地面上发出的嘈杂而又刺耳的声音，夫人的表情因为不悦而变得扭曲了起来。

伊莎贝尔笑了：“我真的不喜欢橘子，你知道吗？”

“真的吗？”夫人讽刺地反问道。

伊莎贝尔想要飞奔着逃离这个令人窒息的房间，可是她的麻烦已经够多了，所以她强迫自己缓慢地迈开了步子，挺起双肩、抬起下巴。迈上楼梯（如果有人要求她，她可以顶着三本书走上台阶），她环顾四周，发现四下无人，于是加快脚步冲了下去。

在楼下的走廊里，她又挺着身子慢了下来。到达女校长的办公室时，她甚至都没有喘着粗气。

她敲了敲门。

听到夫人语气平平地答了一句“进来”，伊莎贝尔打开了房门。

阿拉尔夫人坐在一张镀着金边的红木写字桌后面。房间的石墙上悬挂着古老的挂毯，拱形的铅条玻璃窗俯瞰着修建得不太自然、更像是一件艺术品的花园。就连小鸟也很少在这里落脚——毫无疑问，它们也察觉到了这里沉闷的氛围，于是挥挥翅膀飞走了。

伊莎贝尔坐了下来——她又突然想起并没有人邀请自己坐下，她猛地站了起来，“请原谅，夫人。”

“坐下吧，伊莎贝尔。”

她照做了，小心翼翼地像个淑女一样把脚踝交叉在一起，还把两只手交叠了起来，“迪富尔夫人要我来告诉您，试验结束了。”

夫人把手伸向了书桌上的一支慕拉诺钢笔，把它拿起来在桌面上敲了敲。“你为什么到这儿来，伊莎贝尔？”

“我讨厌橘子。”

“请再说一遍？”

“就算我要吃橘子——老实说，夫人，我不喜欢橘子的时候为什么还要吃它们呢——我也会像美国人那样用手去吃，其实是像所有人那样去吃。我为什么要用刀叉吃橘子呢？”

“我的意思，你为什么要到学校里来？”

“哦。那个呀。嗯，阿维尼翁的圣心修道院把我开除了。不为什么，我可能要补充一句。”

“那圣弗朗西斯姐妹社呢？”

“啊。她们开除我是有原因的。”

“在那之前的学校呢？”

伊莎贝尔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

夫人放下了手中的钢笔，说道：“你就快19岁了。”

“是的，夫人。”

“我想是时候让你离开了。”

伊莎贝尔站了起来，问：“我可以回去上吃橘子的课程了吗？”

“你理解错了。我的意思是说，你应该离开学校了，伊莎贝尔。显而易见，你对我们可以教授给你的东西并不感兴趣。”

“如何吃橘子，何时抹奶酪，谁才是更重要的——公爵的次子还是什么也继承不了的女儿，或是一个不太重要的国家的大使？夫人，你知不知道这个世界上都在发生些什么？”

伊莎贝尔虽然一直被禁锢在偏僻的乡村里，却知道不少事情。即便是在这里，栖身于树篱之后，受到礼仪的恫吓，她依旧知道法国正在发生什么。入夜后，在她的修道院单间里，当她的同学们都已入睡时，她会坐起身来，用自己偷带进来的收音机彻夜收听英国广播公司的节目。法国已经和英国联手对德国宣战，而希特勒也已行动起来。法国各个地方的人们都在囤积食物、实施灯光管制、学习如何像鼹鼠一样在黑暗中生活。

他们忧心忡忡地做好了准备，紧接着……却什么也没有发生。

几个月过去了，什么也没有发生。

起初，所有人谈论的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在战争中损失惨重的无数个家庭，可随着时间的推移，战争却成了一纸空谈了。伊莎贝尔听到自己的老师们称之为“假战争”。真正的恐惧症正笼罩着欧洲的其他地方：比利时、荷兰和波兰。

“礼仪规矩在战争中会不会变得无关紧要，伊莎贝尔？”

“它们现在就无关紧要。”伊莎贝尔冲动地答道，脱口而出之后才希望自己什么都没有说过。

夫人站了起来，说：“我们这里从来就不适合你，但是……”

“为了摆脱我，我爸爸会把我丢到任何地方去的。”她说。伊莎贝尔宁愿不假思索地把真相说出来，也不愿意再听到另一则谎言。她已经在辗转于一座又一座愿意收留自己的学校和修道院的过程中学到了不少教训——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她必须依靠自己。她的爸爸和姐姐无疑是靠不住的。

夫人望着伊莎贝尔，鼻子微微耸了耸，象征着一种礼貌却又痛苦的指责。“生活对于一个丧妻的男人来说充满了艰辛。”她说。

“生活对于一个丧母的女孩来说还充满了艰辛呢。”伊莎贝尔轻蔑地回答，“但我既失去了母亲，又失去了父亲，不是吗？一个死了，另一个不愿意理睬我。我无法说清哪一点更伤人。”

“我的天呢，伊莎贝尔，你总是非要把自己心里的话全都说出来吗？”

伊莎贝尔这一辈子听到的都是这样的批评，但她为什么要保持沉默呢？反正也没有人会听她的话。

“所以说，你今天就得离开了。我会发电报给你父亲的，托马斯会送你去坐火车的。”

“今晚？”伊莎贝尔眨了眨眼睛，“可是……爸爸是不会要我的。”

“啊。这就是后果。”夫人回答，“也许你现在明白自己应该考虑后果了吧。”

 

伊莎贝尔再一次只身坐上了火车，朝着未知的未来前行。

她凝视着从肮脏斑驳的窗口闪过的绿色风景以及点缀其间的干草田、红色屋顶、石头小屋、灰色桥梁，还有马匹。

一切看起来都和往常一样，这不禁让她感到有些吃惊。战争就要到来。她想象它无论如何会在乡村里留下印记，改变草地的颜色、让树木枯亡或是吓走飞鸟，可是现在，就在她坐着吱嘎作响的火车前往巴黎的路上，她眼前的一切看上去却和平日里并无分别。

驶入不规则向四处伸展着的里昂车站，火车喘着气、冒着烟停了下来。伊莎贝尔伸手提起脚边的小行李箱，把它拽到了大腿上。看着乘客们从自己的身边匆匆走过、迈出车厢，她一直都在回避的那个问题又涌上了她的心头——

爸爸。

她想要相信他会欢迎她回家。好不容易，他会伸出双手、慈爱地喊出她的名字，就像以前那样，就像妈妈如同胶水般把一家人黏在一起时那样。

她低头看了看自己那个磨损了的行李箱。

它是那么的小。

学校里的那些女孩子们总是会带来一大堆用皮带绑着的、有着黄铜平头钉的行李箱。她们的书桌上摆着照片，床头柜里珍藏着纪念品，抽屉里还放着相册。

伊莎贝尔只有一张裱着相框的照片，上面是一个她想要记得却怎么也想不起来的女人。在她试图回忆的时候，脑海中出现的就只有人们哭作一团的画面。医生摇着头，而她的母亲则说了些让她握紧姐姐的手之类的话。

好像这能有什么用似的——薇安妮很快就和爸爸一样抛弃了她。

她意识到自己已经是车厢里剩下的唯一一个人了。她用戴着手套的一只手紧紧地抱住自己的行李箱，侧身挪出了座位，离开了车厢。

站台上人山人海。火车颤抖着排着队列，弥漫在空中的烟气朝着高高的拱形天花板喷射着。某个地方响起了汽笛声。庞大的铁轮开始转动起来。站台在她的脚下颤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