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政治之土耳其

由土耳其击落俄罗斯战机所引发的政治危机，不出意外的话将占据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各个媒体的重要版面。而在人们把关注点放在俄罗斯和土耳其之间的军事、经济领域的数据对比的同时，另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却往往为人们所忽略——任何一国的对外政策，本质上都是其国内政治的延生产物。

可以说，国际事务其实都是：三分外交，七分内政。而要看清一个国家的内部问题，最好的方式则是回顾总结其历史，从“基本盘”入手。

由来已久的结构性问题

凡事欲知其所往，必先知其所来，对于土耳其来说自然也不例外。

一切还要推回到奥斯曼帝国时期：1453年，穆罕默德二世征服了君士坦丁堡，一个新帝国就此诞生了。她跨越博斯普鲁斯海峡，一只脚踏在亚洲，另一只脚则踏在欧洲，这便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此之后帝国的版图日愈扩大，最终在16世纪步入巅峰，横跨欧、亚、非三大洲。奥斯曼帝国在当时完全占据了“世界岛”的中心地带，这最终迫使西欧放弃了与东方的陆上商路，从而歪打正着的开启了大航海时代……

而在自苏莱曼一世去世后的200多年时间里，奥斯曼帝国开始逐步走上了下坡路。1517年，奥斯曼帝国海军在勒班多战役中被西班牙和威尼斯的联合舰队打败，从此失去了对地中海的控制权；十七至十八世纪，奥斯曼帝国在与奥地利帝国、俄罗斯帝国交战中迭遭失败，势力进一步转衰——九次俄土战争几无胜绩，失地千里。随着国运的衰败，至十九世纪初，奥斯曼帝国境内民族解放运动开始兴起，巴尔干半岛诸国先后独立，英、法、俄、奥也相继开始争夺其领土，阿拉伯半岛上各行省的离心力也开始增强……

在衰落的表征之下，隐患的则是奥斯曼帝国一直以来的“结构性”问题。某种程度上说，奥斯曼帝国与中国的明、清两代帝国存在着类似的困局。奥斯曼帝国自立国之初，就奉行政教合一的机制，苏丹也是帝国的哈里发（宗教领袖），伊斯兰教成为把帝国治下不同民族的民众统一起来的纽带。

这种体制，在保持帝国统一的同时，也赋予了教士阶层以极大的权力。日久天长，便形成了居于自身利益的宗教保守派。这个阶层将君主与民众彻底的割裂开来，使得国家治权分散、中央财政弱化，在面对新兴崛起的西方国家时，自然会落了下风，这种情形类似明末的东林党对皇权的架空。随着与西方国家接触的增多，奥斯曼帝国内部也出现了新兴的精英阶层，他们主张参照西方进行改革，这一点与同一时期东方的清帝国以及日本非常类似，而宗教保守势力也同样对此进行了空气严苛的打压。

而所不同的是，在奥斯曼帝国，宗教保守阶层其实更接近底层社会，新兴精英则主要集中于西化的知识分子和新军中的军官阶层。这样一来，主张世俗化和现代化的新兴改革派就始终存在一个问题——不接地气。

从凯末尔到埃尔多安的微妙转变

事实上，这个问题在中东地区是普遍存在的。因此，不止土耳其，后来走上相对世俗化改革道路的埃及、叙利亚、伊拉克、利比亚等国家，他们的变革过程其实都大同小异，都是由军官团主导革命，之后由军方主政，通过比较强硬的手段来压制宗教保守派，从而实现国家世俗化。

凯末尔正是这一“经典”模式的开创者。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上面提到的奥斯曼帝国的结构性问题，在宗教保守势力的掣肘下始终无法得到解决，在英法两国的联合进攻之下，帝国最终分崩离析。而对土耳其民族来说，这种过程也可以称之为“否极泰来”。伴随着帝国的崩溃，苏丹和宗教保守势力都遭遇到了重创，由凯末尔领导的新军军官团得以崛起，于是有了凯末尔革命与土耳其共和国的诞生。

1931年4月，由土耳其国父凯末尔正式提出“六大原则”——共和主义、民族主义、大众主义（平民主义）、世俗主义、国家主义以及改革主义。此后“六大原”于1937年被写入土耳其宪法，其实质即在于通过世俗化，最终实现土耳其的现代化。

前面说到：相对于军官团，事实上宗教力量与底层民众的联系更为密切，因此凯末尔在土耳其推进世俗化的过程其实是相当酷烈的，正是这种对宗教集团的强力打压，为后来土耳其的变局埋下了伏笔。

在完成国内整肃的同时，土耳其在军方的领导下开始迅速向西方靠拢。土耳其地跨欧亚，掌握着连接黑海与地中海的博斯普鲁斯海峡，这成了土耳其“脱亚入欧”战略最大的本钱——1948年土耳其加入经合组织；1949年加入欧洲委员会；1950年为了表示自己向西方靠拢的决心，土耳其参加“联合国军”出兵朝鲜；1952年正式加入北约，后来的古巴导弹危机（1962年），起因真是美国在土耳其部署针对苏联的中程导弹；1963年欧共体与土耳其签署了接受土为“欧共体联系成员国”的《安卡拉条约》，条约规定在经过17年的过渡期后，可以考虑土耳其正式入盟。

而让土耳其新兴精英没有料想到的是，正是他们所最求的“脱亚入欧”导致了自己最终被边缘化，进而导致土耳其国内出现“逆世俗化”。凯末尔为土耳其设计的政治体制比较特殊，他并没有建立传统意义上的军政府【凯末尔以法律的形式严禁现役军人参政】，而是建立了西方式的民主政府，而其特殊之处在于，土耳其军方一直在“监督民主”。更直白点说，为了脱亚入欧，土耳其必须要搞一套与西方社会匹配的政治体制，但自奥斯曼时代所带来的结构性问题，导致了军方必须时不时施加一些“外力”，才能保证土耳其不至于脱离世俗化的轨道，而最激烈的方式，就是政变。自共和国建立至今，土耳其军方先后发动过四次政变，最近的一次是在1997年。

当然，站在第三方角度来说，对此你也说不出个对错，只能说存在即有他的道理。1950年曼德列斯领导下的民主党上台，之后立刻对议会进行大清洗，军人出身的议员比例从1/2直降到1/25，随后宗教保守主义开始重新得势，新政府对上街抗议的青年学生采取严厉镇压，最终导致5人死亡，正是这次事件导致1960年土军方第一次政变。

真正让土耳其军方感觉到压力的，是西欧国家的指责。出于迫切希望加入欧共体（欧盟）的诉求，土军方对西欧国家的态度一直非常看重。而在欧洲左翼政治力量影响力日益加大的背景下，出于“政治正确”的考虑，西欧国家才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对土耳其军方屡屡施压。1982年，欧洲议会甚至通过决议，暂停执行欧盟与土耳其的联系协定，以“惩罚”土军方在1980年发动的政变。

外部的压力导致土耳其军方对土国内的政局控制力开始下降，由此导致了颇为讽刺的一幕：西欧施压→土军方退让→世俗化力量式微→宗教力量做大→欧洲新移民宗教色彩越来越浓→欧洲族群矛盾加剧

而从土耳其内部来说，新兴精英阶层“不接地气”的问题始终存在，这直接影响到了最终国民的经济利益分配。在靠近地中海沿岸的城市与内陆的农村乡镇，你会看到两个“土耳其”，一个充满了现代化气息，一个则贫困保守，而后一个在人看上则占了多数。伴随着人口的快速增长，以及西方对土耳其经济的拉动作用越来越弱，这一矛盾开始逐步显现出来。而正是这一外一内两层因素，构成了埃尔多安为首的正发党上台。

与之前的套路差不多，正发党上台之后，随即以铁腕手段对土军方、情报及司法系统进行了一次严苛的清洗。而这一次，土军方或者说是世俗派在内外压力之下，已无法像上一次那样重新翻盘。   

埃尔多安的困局

清楚了土耳其的这段历史，也就很容易看出来这样一个问题，如今最令埃尔多安头疼的恐怕不是普京，也不是库尔德工人党，而是土耳其自身。

正发党上台，带有明显的双重色彩，其一是强调宗教地位的“泛伊斯兰主义”，其二则是民族主义。

凯末尔建立共和国之后，亟需在意识形态方面找到一个宗教的“替代品”，于是民族主义亦或说是“泛突厥主义”被祭了出来。从遗传性角度说，现代土耳其人的祖先都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与中亚、东亚的民族并无血缘关系。但是政治需要依然使得大量的“历史”被“制造”了出来，需要说的是，这一举动使得相关国家至今依旧深受其害。在共和国进入稳定运行之后，土军方对于民族主义的态度开始逐渐冷淡，甚至予以过打压。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泛突厥主义者最终也成了正发党的支持者。

这两层色彩，使得埃尔多安的执政风格异常鲜明：内对趋于保守主义，强调宗教传统；对外则极富攻击性，不仅是针对俄罗斯，确切的说，对几个主要大国而言，埃尔多安都不是一个讨人喜欢的领导人。一直以来，土耳其与希腊的各种摩擦就没有断过，在美军占领伊拉克期间，由于美国会重提亚美尼亚大屠杀问题，埃尔多安一怒之下关闭了美国途径土耳其的后勤补给通道，一度将驻伊美军置于险境。

然而土耳其此前的强硬表现是有前提的：无论是对希腊还是对美国，无论土耳其如何强硬，最终的冲突烈度始终都只会维系在斗而不破的范畴，因为他们都是在一个体系之下。因为埃尔多安可以非常安全得获得来自底层的支持。

但这一次不同，土耳其和俄罗斯可能的冲突存在着大量的不确定性，这就使得埃尔多安处于一种两难的困局之下：如果对俄罗斯态度软化，那么此前被一次次“胜利”激发起了的高涨民意，就可能直接吞噬掉这个“服软”的总统，即便后来者依然从正发党内产生，也还得继续面对这个问题；如果继续保持强硬，那么就必须做认真准备，那么就必须倚重于军方，而既然有求于人，那么自然就要把之前政治斗争的“成果”至少重新吐出来一部分。

而相对应的，对普京来说，俄罗斯显然没有和土耳其大打的必要和理由。那么最明智的选择，就是维持一种长时间低烈度的对抗局面——既让土耳其能感觉到压力，又不至于让这种压力转化为埃尔多安可以利用的民族主义情绪。